導讀：

橡樹資本霍華德·馬克斯的備忘錄在投資界一直廣受推崇，巴菲特曾說他每期必看。

在最新的備忘錄中，馬克斯對美國的政治行為與經濟現實發生碰撞的情形進行了重點描述。用關稅這種方式解決經濟問題有哪些意想不到的連鎖效應？美國政壇有哪些向民粹主義轉向的跡象？更深層次的，政府究竟應當對經濟運行干預到什么程度？

2016年我撰寫了兩篇備忘錄，一篇是5月寫的《經濟現實》，另一篇是8月發表的《政治現實》，當時探討了我認為重要且適時的一些主題。在第二篇備忘錄《經濟現實》中，我作出了如下總結：

這篇備忘錄介紹了經濟學如何界定并限制商業、投資和日常生活現實的方式。經濟學建立了游戲規則和邊界，而這些都是不能被忽略的。它們可以被更改，但需要為此付出代價。

經濟學現實是嚴酷且可靠的，同時富有邏輯性。它們并不像物理學定律（如萬有引力）那么絕對，但它明確界定了趨勢與極限。

概括來說，經濟學領域涵蓋了個人與組織所面臨的各種選擇；成本、可能的回報和潛在后果；以及這些選擇背后的決策過程。這些也正是人們進行經濟交易的基礎。相對而言，我們或許可以說經濟學是一門研究選擇的學科。

三個月之后，在我撰寫《政治現實》這篇備忘錄時，我寫道：

我總覺得一些矛盾修辭十分有意思，比如“珍寶蝦（珍寶意味著大而蝦意味著小）”和“人所共知的道理”都有點自相矛盾。我認為，“政治現實”也算是一種矛盾修辭。政治領域有其自身的扭曲的現實，似乎不受經濟現實影響。候選人可以承諾全部，而不需要在承諾之間做出任何選擇，而且也不會有任何后果。如果某樣事物在現實世界中可能有負面后果，政治家似乎可以隨意對其視而不見。

本備忘錄將重點描述當政治行為與經濟現實發生碰撞時的情形，比如，美國政府目前正在采取干預措施（比如施加關稅），與此同時，政治家們對資本主義制度的限制爭論不休。

在更詳細地闡述我的觀點之前，我想強調一下2016年時寫《經濟現實》備忘錄的預先聲明：撰寫本文的目的不是為了作出政治判斷或讓任何政治家或政黨難堪。然而，經濟宣言與其發表者是不可分割的。在本文的最后，我也對兩黨成員的處事方式表達了一些不滿。

關稅

關稅是當前的新聞討論熱點，其復雜性很容易讓人作出錯誤判斷，因此我認為適合在本文中加以討論。

相比經濟學家，許多特朗普總統的擁護者更支持美國對中國征收關稅的決策。簡單來說，他作出這個決策的目的是：第一、減少美國與中國的貿易逆差；第二、支持美國制造業；及第三、保護美國就業。但遠不止這些。在10月20日，美國外交關系協會（獨立的無黨派組織）主席Richard Haass列舉針對中國在貿易方面的控訴：

過高的不當關稅及非關稅壁壘、強制性技術轉讓、盜竊知識產權、政府補貼，以及為了降低出口商品價格及減少進口商品需求而進行匯率操縱。

似乎每一個有常識的人都會說這些控訴是正當的。雖然這些是老生常談，但過往的歷任美國總統似乎并沒有就此采取太多行動，或至少是沒有取得成果。顯然，特朗普想要采取行動而且不避諱對峙。考慮到中國經濟對美國出口市場的依賴遠甚于美國經濟對中國出口市場的依賴，加上中國需要保持經濟快速增長以實現其目標，加征關稅或許是特朗普讓中國改弦易轍的一個可行的方法。

因此，在本備忘錄中，我不是要批評特朗普實施關稅，而是以關稅為例闡述本文的中心思想：

第一、經濟措施需承擔代價和后果；

第二、棘手的問題沒有簡單的解決方案；

第三、經濟學十分復雜，能夠透徹地理解它的人不多；

第四、由于理解度不夠，政客提出的解決方案往往并未得到應有的審查。

首先，這里面存在著誤解。美國與其大部分貿易伙伴長期存在貿易逆差，2017年與中國的貿易逆差達到3,350億美元。特普朗認為這些貿易逆差意味著我們的貿易伙伴占據優勢，而美國則處于劣勢。“多年來，各國一直在剝削我們……我們承受著貿易逆差；他們卻享有貿易順差。”尤其是，他說：“中國一直在置我們于死地”，還暗示這存在一些不道德的企圖。但這是對貿易逆差的正確解讀嗎？前幾天我去理發店理發，并且付了錢，我出現貿易逆差。理發店賺到我的錢，而我理了發，但我沒有覺得自己虧了。同理，中國企業從美國賺到了錢，而美國消費者則買到了想要的低價商品。對我而言，兩者都像是贏家。

特朗普曾說：“如果我們不與中國進行貿易，我們會省下巨額資金。”我們會嗎？只有當我們不購買我們一直以來進口的商品，或者如果我們能夠在國內以更低的價格買到這些商品，才可能出現節省。而不與中國進行貿易，我們真的會省下大筆資金嗎？

畢竟，關稅要由誰支付？關稅是一項由出口國支付的稅項，然后很可能轉嫁到商品進口國的消費者身上。因此說“出口國支付加征的關稅”是不夠的。美國消費者也有可能要為所消費的商品支付更高的價格。

如果是進口國的消費者支付關稅，那么征收關稅能達成什么目的？簡言之，加征關稅是為了提高外國商品的價格，進而阻礙這些商品被國內消費者購買。但事實不僅如此，還會引發連鎖效應。

讓我們看看去年貿易戰打響的第一槍：對進口鋼鐵和鋁分別征收25%和10%關稅。這些關稅可能引發眾多的直接后果、間接后果及第二層后果，以下是其中一部分后果：

對鋼鐵及鋁等進口中間品征收關稅可能會提高美國制造的成品價格，而如果成品價格上漲，將會降低其競爭力；如果不提價，成本上升就會導致盈利下降。

摘自2018年7 月4日發表的《紐約時報》：

美國鋁業協會代表該美國鋁業的大部分企業，表示97%的美國鋁業崗位是所謂的下游業務崗位，主要是將鋁加工成汽車零件和其他商品等。特朗普的關稅政策傷害了這些公司，因為他們必須以更高的價格購買原材料。

為了避免支付關稅，美國制造商可以減少進口用于成品制造的外國鋼鐵及鋁，轉而增加進口在國外用鋼鐵及鋁制造的、無須加關稅的成品。

除了進口成品，美國公司還可以將制造業轉移到海外，減少美國工人就業崗位。海外制造使用免稅的低成本金屬，因此在這些成品進口至美國時，可以帶來競爭優勢。

同理，非美國公司則能獲得超越美國本土競爭對手的優勢。這些公司使用免稅的低成本材料，因此成品定價更便宜或利潤率更高，將成品出口給美國后擁有競爭優勢。

加征關稅會導致成本增加，通常會打擊進口產品而促進美國本土制造業，然而實際上這可能不會發生，因為美國已經沒有額外的產能了。

負責管理荷蘭鋁業公司Constellium NV北美汽車業務的Eric Krepps曾表示：“實際上，美國沒有生產足夠多的鋁，我們很想從非美國地區獲取所有原材料，但實際上行不通。”事實上，美國每年使用的560萬公噸生鋁中，美國本土的產量僅占13%。

由于關稅推高進口商品價格、或含有進口材料及部件的商品價格，進口商品的競爭力下降，使美國國內生產商能提高本土商品價格。結果很可能是，所有消費者對國內及國外產品都需要支付更高的價格。

而那些商品被加征關稅的國家不大可能坐視不管，默默忍受關稅上調，他們通常都會報復。

“雖然關稅對一些公司有利，但可能傷害數以萬計的公司。依賴海外市場生存的企業正遭受報復性關稅的打擊。”摘自2018年8月7日發表的《紐約時報》

最后，圍繞不斷提高關稅的貿易戰使全球環境更加不穩定，導致未來可預測性降低、不確定因素增加。這并不利于任何經濟體的發展。

除了鋼鐵和鋁，去年另一個熱議話題是對進口汽車和零部件加征關稅。由于汽車是成品而非中間產品，上述有關鋼鐵和鋁的一些考慮因素并不適用于汽車。但是，有大量的其他要素讓問題變得十分復雜：

美國公司在美國生產汽車，在海外銷售。

美國公司在海外生產汽車，進口到美國銷售。

在美國的幾家最大汽車制造商是非美國公司。

非美國公司在美國生產的大量汽車用于出口。

在美國制造的汽車由大量非美國制造的零部件組裝而成。

去年在美國銷售的汽車中，有44%為進口汽車。

7月20日，《紐約時報》討論了對汽車加征關稅的可能性，詳情如下：

相比魚或鋼鐵關稅，汽車關稅如果落實，對經濟的影響很可能更為深遠。汽車制造并非在一家工廠由一個勞動力組裝而成，而是供應鏈上美國小鎮乃至海外的數百家公司通力合作的最終結果。

因此，對汽車進口產品加征關稅會導致以下問題：

美國人購買的所有汽車的價格上漲，

隨之，汽車銷量降低，

制造商、經銷商、相關支持企業及其員工的處境變差，以至

經濟陷入全面收縮。（7月份，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目前宣布的關稅如果維持不變，將導致消費者信心下降，在2020年將使全球經濟產出減少4,300億美元或50%。”摘自2018年7月23日發表的《紐約時報》）

因此，關稅不是一個簡單的解決方案，它的作用也不是絕對的。作為一項工具或策略，關稅可能有利好之處，但也能帶來代價和風險。雖然它可以幫助解決一部分經濟問題，但同時也會產生新的問題。換言之，需要權衡利弊，這也是經濟學的關鍵詞。那么，到底值不值得加征關稅呢？在很大程度上講，答案取決于你問的是誰。

一項關于奧巴馬實施輪胎關稅的研究發現，僅在2011年一年，美國人在輪胎上就因為關稅多花了11億美元，而這項關稅最多保留了1,200個工作崗位。這相當于保留每個職位的代價近100萬美元，而這些崗位的平均薪資只有大約4萬美元。

小布什總統在2002年實施的鋼鐵關稅導致了類似的結果，受損的不僅是消費者，還有使用鋼鐵制造其他產品的公司，如建筑公司和汽車制造商。據美國達特茅斯學院經濟學家道格拉斯·埃爾文估計，生產鋼鐵的美國工人為14萬，而制造含有鋼鐵的產品的工人則為650萬。

Irwin先生說道：“如果有人只想聲明，‘我們只是想要幫助鋼鐵生產商、股東、以及可能包括鋼鐵工人’，這似乎合乎情理。但如果上升到為了幫助整個制造業及其就業情況，這是不合理的。”

——摘自2018年9月17日發表的《紐約時報》

我將以《經濟現實》中的幾段話來總結關稅主題：

認為“奪回工作機會”是個好主意的選民們是否想過以美國薪金制造的產品，或將中國產品成本推高的關稅，將對他們的生活成本產生什么影響？我猜他們沒有想過。一邊是因中國產品而喪失工作的320萬個美國人的利益，另一邊是成千上萬不得不以高溢價購買進口產品的美國人的利益，該如何權衡呢？這個問題很難回答。

配額、關稅和補貼都是國家保護那些少了這些措施就無法和國際同業競爭的行業的方法。所以這也說明這些政策也能導致紊亂。由于那些制定關稅和補貼的行業是少了這些保護措施就無法和外國同業競爭的行業，所以決策者必須作出決定：這些行業有繼續延續下去的必要，并且這些行業產品的消費者將無法輕易從國外買到無關稅、價格低廉的產品。

和我在這里討論的其它事項一樣，底線是我們不能忽視經濟規律，否則會出現奇葩的解決方案。盡管離完整的解釋相去甚遠，但美國工作機會流失到外國的主要原因是有人愿意以低得多的薪金工作。在這個全球化的世界，這意味著美國人不可能在享受他們習慣的高工資的制造業工作的同時，又購買著如今他們購買的低成本的產品。征收關稅也無法解決這個難題。

盡管迄今為止產生的負面影響有限，但為保護一些公司所做的措施可能會給其他公司帶來意想不到的麻煩。——于2018年6月4日發表

在實踐中，關稅是一種復雜的經濟武器，關稅的倡議者們無法預測它對經濟產生的反作用。——于2018年7月17日發表

正如之前提到的，本文的目的不是為了批評關稅或征收關稅的政府，而是為了表明：第一，政府通過自己的行動來改善經濟的運行并非易事，第二，需要考慮引發的后果。關稅是典型的經濟現實，而經濟現實是復雜的，多數情況下它的作用主要是在參與者之間分配資源，而不是為每個人創造更多資源。就好比經濟學家所說：“世上沒有免費的午餐”。

反資本主義

相比加征關稅，更令我擔憂的是：反資本主義情緒日漸滋長。

近年來政治界的一大趨勢是民粹主義浪潮的興起。雖然民粹主義目前沒有統一的界定，但在本備忘錄中，它的定義是：

一種在與特權精英階層的斗爭中支持平民階層握權的政治哲學。

關于將民粹主義擺上政治祭壇的戰略，我認為應該再補充一句：它利用了“平民階層”對“精英階層”的極度不滿情緒。

多年來，民粹主義一直在歐洲不斷發展壯大，通常與政治權利相掛鉤，并且往往飽含對經濟、自由與城市精英的不滿。它經常伴隨著權威主義，讓富有感召力的鐵腕人物宣稱能夠保護“人民”免受威脅困擾，比如移民問題。

同樣，特朗普總統在2016年贏得大選時，也有相當一部分可歸功于民粹主義。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建立于農村地區年齡較大、受教育程度較低的白人選民對城市支持建制、受教育程度較高的文化精英的不滿，以及對破壞現狀的社會及人口趨勢的不悅，這也是右翼的部分體現。

但正如2016年民主黨總統初選以及其后的情況顯示，左翼出現了另一波民粹主義的熱潮。最令我擔心的是，民眾不滿的重點對象是資本主義和資本家。

2016年總統初選期最值得關注的大事之一是，民主社會黨參議員伯尼·桑德斯取得的成功。桑德斯對希拉里·克林頓發起挑戰，后者是民主黨領導人的繼承人，也是最終被選中的民主黨總統候選人。通過強調經濟公平與金錢對政治的侵蝕（尤其是來自企業的資金），以及在醫療和教育方面對選民作出的承諾，桑德斯獲得大量擁護，成為希拉里強有力的競爭對手。

繼桑德斯之后，“進步派”民主黨或左翼民主黨逐漸形成一個強大的團體。我預期進步派在未來幾年可能獲得強大勢力。他們將在2020年的初選中強勢登場并影響候選辯論。實際上，他們的影響力已經初現端倪，因此我也在本文中特別指出。

再提一個可能不大相關但很能說明問題的事件：在去年紐約皇后區舉行的民主黨國會初選上，極左翼議員奧卡西奧·科特茲擊敗了連任十屆的中左翼國會議員喬·克勞利。克勞利在參議院的民主黨領袖中排名第四，被認為很可能是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的最終接班人。但事與愿違，他最終敗給了奧卡西奧·科特茲：當時的她28歲，仿佛故事書里走出來的角色，她從小接受工人階級的教養、學業優異，還從事著酒保和服務員的工作。她一直醉心政治，過往從未當選。不過她最終成為了美國國會最年輕的女議員。自那以后，她表現坦率而直言不諱，作為一名初出茅廬的立法者卻引起了大量的關注。

奧卡西奧·科特茲與桑德斯一樣，都是美國民主社會主義者的一員，并且十分樂意地為自己綁上“激進”的標簽。《紐約客》的一篇題為“可能的左翼”的文章中引用了她的話：

我的確認為我們正處于資本主義后期的危機中，大家每周工作六十至八十小時，卻難以養家糊口。在這個國家，有太多經濟上的錯位。這就是人們歡迎變革的原因。——于2018年7月23日發表

還有一名美國民主社會主義者茱莉亞·薩拉查，她在“奧卡西奧·科特茲的熱烈支持下”于去年擊敗了民主黨在任議員，贏得了紐約州參議院的選舉。同一篇文章中也載有她的言論，令我覺得有些不寒而栗：

民主社會主義者會“認識到資本主義制度具有內在的壓迫性，需要積極努力將它消除，并賦予工人階級與社會邊緣化群體應有的權力。”

不過，美國民主社會主義者真的想要廢除資本主義制度嗎？值得慶幸的是，文章接下來的內容相對溫和一些：

《異議》雜志的聯席主編、美國民主社會主義者邁克爾·卡津，曾表示：“在美國歷史上，激進左派的主要作用就是將自由派與進步派推向左派，這就是它會造成的影響。我不相信在我有生之年我們會對美國進行社會主義改造。”

在7月份，《紐約時報》對民主社會主義者議題的探討如下：

“我們在這里談論的是什么？”主持人斯蒂芬妮·魯爾在微軟全國廣播公司的一個節目中問道，當時播出的背景圖片強調民主社會主義既“非社會主義”也“非共產主義”，而是對社會保障和美國國家鐵路客運公司有著特別的鐘愛之情。美國民主社會主義本身既接受又拒絕這種友好的定義，宣稱它“為今天的改革而斗爭”，但仍試圖推翻“由私人利益與異化勞動所維持的國際經濟秩序”以及其他形式的剝削。

當今天的左翼分子談論社會主義時，他們指的是像瑞典和法國那樣的情況，國家提供超長的產假及全民醫療，或是指美國近期已失去的東西：穩定的工作、工會權力、對人類福祉的集體投資。——于2018年7月22日發表

奧卡西奧·科特茲和薩拉查的當選未必具有廣泛的代表意義，因為她們都來自紐約市，并屬于民主黨候選人，在選舉中獲勝的可能性相當大，且極端主義不太可能成為她們競選的障礙。但非常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民眾當中涌動的一些趨勢。根據上文引述的《紐約客》文章：

2016年，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對18至29歲年齡段的人進行了民意調查，結果顯示資本主義的支持率出乎意外的低。其中51%的人反對資本主義；33%支持社會主義。后期進行的調查顯示，51%的人“對未來感到擔憂”，而僅20%對未來充滿希望。

78%擁有全職工作的美國人依靠薪水生活；而接近一半人的儲蓄低于400美元。

90%出生于1940年代的人收入超過他們的父母，符合美國人相對傳統的預期；但對于出生于1980年代的人來說，這個數字已下降至50%。當然，也許這一代人還太年輕，收入還不夠高。

這些是奧卡西奧·科特茲所提及的錯位趨勢，也是對資本主義不滿的來源，進而催生了如今的左翼民粹主義。

在我看來，二戰后的60年里，世界大部分地區的經濟日益繁榮，普遍推動了各個方面的發展。幾乎所有人的溫飽問題得到了解決，因此人們樂于接受資本主義和自由市場解決方案。盡管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富足，但大部分人都過上了安定的生活。生活水平上升，貧困率下降。因此，當美國前總統羅納德?里根和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稱頌自由市場的功效與偉大之時，全世界無不為之歡呼。

目前的經濟發展速度有所減緩，而且當前的趨勢并不那么鼓舞人心：

1. 經濟的增長速度可能低于戰后期間的水平

2. 全球化和自動化給特定群體帶來了不利的影響

3. 高等教育或手持現金變得越來越重要

4. 由于上述第2點和第3點，收入不平等的現象加劇

簡言之，經濟發展的水平已經不如從前，而且越來越多的人對自己的處境和前景感到不滿。他們的不滿情緒匯集成民粹主義，需要一個宣泄對象，而資本主義自然成為眾矢之的。

我想強調的是，正如上文所說，左翼的影響力預期會不斷上升，并將影響2020年的選舉周期。左翼民主黨候選人將開始挑戰黨內的溫和派，而后者將被迫調整自己的論調，從而與前者一較高下。這種局面現在已經開始了。從下面兩位突出的民主黨人提交的兩項擬定方案，尤其可以看出：

參議員伊麗莎白·沃倫宣布成為2020年總統競選候選人，她提交了《負責任的資本主義法案》。其中兩項條款引起了我的注意：

大型企業的注冊成立問題將上升至聯邦政府層面。法案規定，這些獲得聯邦特許的公司將必須考慮一系列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從投資者到雇員，從客戶到社區等等，都需要加以考慮。如果這些群體認為某企業違反了其應盡的義務，他們隨后可以提出訴訟。

參議員沃倫提交的法案規定40%的董事應由雇員選舉產生。

——摘自2018年9月24日發表的《金融時報》

此前多次被認為有望競選總統的新澤西州參議員科里<span style="font-family:" font-size:14px;color:#333333;"="">?布克，也提出了相關主張的法案：

《員工股息法案》規定，回購股份的公司還必須向員工們支付一筆金額，數目相當于回購總價值或超過2.5億美元部分總利潤的50%，以較少者為準。

——摘自2019年1月10日發表的《Vox》報刊

當然，我絕不是為股票回購辯護，也無意批判在董事會設置勞工代表。但我所反對的是，第一、未來將由政府決定企業的運營方式；第二、企業將大部分經營利潤分配給企業所有者以外的群體。

將企業的一部分資金轉給員工，或者讓員工加入企業董事會，將會產生怎樣的影響？顯然，前者好比是跟股東說，“雖然你自己以為通過持股擁有公司，但實際上你的所有權形同虛設。”股票回購是一種將資本返還給企業所有者的方式。那為什么要將同等數目的金額支付給員工？難道下一步要說，“不管一家企業何時派付股息，都得向員工支付同等數目的金額”？這是不是等于說，“員工擁有一半的企業資本”？后果可想而知：如果成立一家企業后，員工可以憑白擁有一半的企業利潤，那日后還有誰會想創辦企業呢？

那么，要求讓員工加入董事會又會產生什么樣的影響？至今，企業董事的職責是代表其股東。要求40%的董事由員工擔任，本質上也說明股東并非完全控制企業。如果由員工擔任董事，他們到底代表誰的利益呢：是企業及其股東、或是勞動者？他們為誰的利益工作？例如，如果有機會通過投資自動化來提升效率和盈利能力，那么，作為員工的董事將如何投票？

這會促使企業需要考慮多方利益。而目前，從法律的角度來說，董事的職責是為公司及其股東的利益作出“商業判斷”。他們將如何同時服務于企業及其所有者，還同時平衡員工、客戶和社區的利益？如果因某一群體的利益是否超過另一群體的利益引發訴訟問題，試想一下會發生什么情況？法院將如何決定多個利益群體是否按照適當的比例獲利？

我想將進步派政治家和資本主義傾向不那么明顯的年輕人聚集到一起，然后問他們一個簡單的問題：你認為美國在過去幾百年里處于全球領先地位以及民眾擁有更好生活水平的原因是什么？簡言之，美國發展冠絕群雄的原因是什么？

在我看來，這顯然不是因為我們比其他民族更優越、更聰明、更出色、更高尚或更應該取得進步。相反，我認為應該歸功于美國的民主、自由以及更為靈活的社會和金融架構。但是，極為重要的一點是，我也認為資本主義或自由企業、自由市場體制、經濟激勵、私有財產所有權、個人經濟機會，以及政府極少干預經濟等因素，都做出了巨大貢獻。

資本主義并不是一個完善的經濟制度，因為在追求經濟成功的過程中，各人的表現存在差異，加上運氣問題，自然有人會更成功，有人失敗，也有人取得極為輝煌的成就。很顯然，資本主義制度為我自己帶來諸多利益，所以人們可能認為我的觀點帶有偏見。不過，我十分肯定的是，資本主義制度為我們的社會整體取得了巨大進步，并為大多數人帶來更好的生活。我認為，對資本主義最好的評價莫過于英國前首相丘吉爾談到民主時所說的一句話：

沒有人會假裝說民主是完美或全能的。其實，民主是最壞的政府形式，但它確實比我們曾經嘗試過的其他政治體制要好。

同樣，我深信，即使資本主義是最壞的經濟制度，但還是比其他所有制度要好。沒有其他經濟體（尤其那些被政府集權控制的經濟體）能實現美國當今的發展高度，并賦予個人廣泛的自由度。而且，沒有其他經濟體能像美國這樣創造如此多的發明與創新，不斷推出提升生活品質的產品。

我并不主張企業行為不應受約束。企業不應該不擇手段地取得成功，也不應進行不公平競爭，出現反社會行為，或為追求利潤做傷天害理之事。因此需要有法律、法規以及對兢兢業業的董事的主動監管制度來監督企業行為。我還認為，社會領袖應當鼓勵企業堅守道德，并自愿地為創造更美好的社區而努力。但是這必須是在使美國成為一個偉大國家的框架內實現，而不是去推翻這個框架。

此外，我認為至關重要的是，政府應當建立有效的保障體系，對社會上的低收入弱勢群體施以援手。資本主義制度能夠通過經濟激勵和良性競爭讓國家取得成功，但我不贊成純粹的“物競天擇”或者“適者生存”的制度。

進步派和民主社會主義者承諾提高收入公平，并改善底層人民的生活。這些都是值得推崇的目標，我十分贊同。但通過推翻資本主義來實現這些目標，會給所有人帶來不堪設想的后果。除了“把蛋糕做小”以外，沒有實際證據能證明限制資本主義和政府干預經濟就能促進社會公平。試想一下，如果美國失去了神圣的私有制、私營企業的高效率、以及提升個人經濟水平的動力，將會產生什么后果？堅定的左派認為，相比自由市場，政府干預能夠取得更好的效果，可以提升民眾的幸福感。那么，你希望由哪些政府機構掌管我們的經濟引擎？

左派的很多經濟理論是建立在縮小收入差距的基礎之上，而這不僅僅要通過提升底層民眾的生活水平來實現，同時還要拉低富裕階層的生活水平。

因此，在電視節目《60分鐘》里，奧卡西奧?科特茲表示支持對收入超過1,000萬美元的群體征收高達70%的聯邦所得稅。例如，結合紐約州和紐約市的高稅率，政府將向最高收入群體的邊際收入征收83%的稅。這與2017年競選法國總統的共產黨候選人讓?呂克?梅朗雄的主張相差無幾，梅朗雄建議對超過40萬歐元的收入（即法國平均工資20倍）征收100％的稅。

與此如出一轍的是，11月眾議院議員考慮調整其規則，規定對80%的美國底層群眾加稅需獲得60%的絕對多數投票才能通過，而對20%的富人加稅，僅需簡單多數投票即可通過。政府在決定不同群體的征稅方式時采用不同的一套規則，這樣是否公平？

1月24日，在本備忘錄即將定稿之際，伊麗莎白·沃倫將差別稅收的問題推向極端：征收富人稅。以下是她在Twitter網站上發表的原文：

富人和權勢階層掌控著華盛頓。他們為自己的利益編寫規則：他們操縱著經濟并且大發橫財，還不為累計財富而繳稅。整個體系都是為頂層設計的。

我們需要結構性的變革，所以我提出新的稅收主張——每年對最富有的美國人征稅。我稱之為“超級百萬富翁稅”，它適用于擁有財富最多的0.1%的美國高收入群體，即那些凈資產超過5000萬美元的人。

你能從中看到民粹主義者的忿忿不平嗎？

而富人和權勢階層為自身利益定制的規則到底是什么？無非是他們納稅之后還能保留的財富。然而議員沃倫忽略了一點，根據美國的制度，所有人都不需要對累計財富繳稅。不過，她肯定會讓人覺得，富人不繳納財富稅簡直是罪大惡極。實際上，富人們并沒有刻意而為，因為根本就沒有財富稅之說。那么，何苦要把這樣的事實扯進政治言論當中呢？

幾個世紀以來，成功的民主國家走向沒落的一個原因就是大多數人意識到，他們可以通過對高收入群體征稅來為自己提供更多的好處。這正是一個“多數人暴政”的例子，正如《紐約時報》針對英國脫歐的一篇評論所說：

在美國憲法辯論期間，美國開國元勛、第四任總統詹姆士·麥迪遜在一篇隨筆（后成為《聯邦黨人文集》）中發出警示，放縱多數主義曾讓早期的民主制落得“狂飆突進最后短命而亡”的結局。他寫道，只有受制于規則和制度、受制于公眾的“共和國”代表才是“我們所尋求的治病良方”。

正如麥迪遜先生在《聯邦黨人文集》中提出的警示，通過“多數人暴政”中的“優勢勢力”強加的民主是不會長久的。——于2019年1月22日發表

左派是否明白多數人對富人加征懲罰性稅收的長期后果？他們是否真希望出現這樣的后果？打消人們賺取更多錢的動力、或促使成功的美國人士移居別國，是否真的能滿足大多數人的利益？美國人普遍接受累進稅率的概念，但這些稅率絕對不能是懲罰性的，也不應該打擊人們的勞動積極性。在這方面，我們注意到，2015年納稅人中5%最富有的人（占全部收入的37%）支付了所得稅總額的60%，而1%最富有的人（占全部收入的21%）支付了39%。對左翼而言：這些已付所得稅的比例是否“公平合理”？如果比例更高一些，還能說合理嗎？

不過，我想說明一點，最高收入人群的稅率的確有上調空間，因為目前的最高稅率37%是美國個人所得稅規定106年以來最低的稅率之一，股息和資本收益的稅率非常低。可能有人會認為，所有類型的收入都應該按照相同的稅率納稅。

盡管這一制度還有很多方面尚待完善，但我認為，人們斷然無視資本主義制度的裨益而對其大加撻伐，是有問題的。諷刺的是，那些批判資本主義制度的政客們，都是使用iPhone手機訪問Twitter和Facebook這樣的社交平臺、在他們搭乘飛機和汽車（可能也使用優步這樣的共享服務）去參加的集會上、在喝著星巴克咖啡的會議中、通過有線新聞網，來發表自己的批判意見。而所有這一切都是資本主義制度帶來的創新成果，正是這種制度在鼓勵著人們甘愿冒著巨大風險進行創業，當然前提是如果他們的企業取得了成功，他們將獲得企業所有權以及相應回報。

我敢肯定，如果這些政客仔細想想，就會發現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創新成果，如藥物、消費品、服務及科技等簡直是不勝枚舉。要不是因為追逐利潤的動機以及對最終積累大量財富的期待，我們今天怎么可能擁有這些東西呢？如果沒有這些期望，未來還有誰愿意進行創新？相比之下，像蘇聯、古巴和委內瑞拉這樣的非資本主義國家的表現如何？

美國的經濟進步主要源于人們渴望賺更多的錢、過上更美好的生活。如果連這種追求都被剝奪，我們還剩什么？的確，窮人不再有那么多富人可以仇視了，但如果沒有渴望成功的人所做的貢獻，所有人的生活都將變得無比黯淡。請參照附錄了解更多有關說明性的比喻。這就是為什么我擔心民眾產生反資本主義的負面情緒、以及對資本主義制度所造就的成功人士不滿的原因。

根據各自的意識形態，政治家們可以將人們面臨的困擾簡單化，然后推出簡單的解決方案，例如：

我們是否應該加征進口稅，以改善美國的就業機會？

員工是否應該對企業的運營方式擁有話語權？

我們是否應該實施租金控制法，以保障租戶不受租金上漲的影響？

政府是否應該為所有人提供工作？

對很多人來說，他們可以很輕松地回答“是”。沒錯，這樣做的好處顯而易見，又有誰會反對呢？

但事實證明，問題沒有那么簡單。因為經濟現實表明，這樣做可能會弊大于利：

我們是否應該加征進口稅，以改善美國的就業機會？

--為了一部分員工可能獲得的利益，是否應當以所有消費者整體付出更高成本作為代價？

員工是否應對企業的運營方式擁有話語權？

--他們會為企業以及整個社會的利益行事，還是僅為勞動者的利益？

我們是否應該實施租金控制法，以保障租戶不受租金上漲的影響？

--如果租金受到監管，業主是否會維持和擴大租賃房屋的存量？

政府是否應當確保每一位公民都擁有一份工作？

--如果就業有保障，人們需要獲得什么激勵才會努力工作呢？

經濟學的關鍵性質之一是其復雜性：我們所面臨的決策大部分都需要考慮多個變量，而且多數都會出現第二階和第三階后果。因此，我們不應當僅僅因為某些舉措（如加征關稅）可以帶來潛在的好處，就可以不顧后果地加以實施。而且，我們不應當僅僅因為某些方面不完善（如資本主義制度）就對其進行批判而不考慮它們的裨益。

經濟無非就是關乎金錢和消費，因此人們普遍認為是可以直觀理解的。然而，事實是，大多數人都沒有接受過有關經濟學的教育，其復雜性和后果遠非人們所想的那樣通俗易懂。雖然如此，但稍微運用一下常識都不難理解一些基本內容。即使不是經濟學家，我們也知道，生產投入的價格上升會導致商品成本增加及銷售數量減少；同樣，如果成功的回報減少，那么人們可能就不會那么竭盡全力地去創造價值。

其實，政治家能夠提供極具吸引力的簡單的經濟解決方案，但在現實生活中卻往往很難實施。由于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是關于成本和利益的分配，而不是增加整體的福祉，因此我們不應該完全接受政治家們開出的過簡經濟處方。

2019年1月30日

后記

就在本備忘錄刊發之前，我收到了一名紐約市公共議政員（這個職位實際上相當于“公共監督人”）候選人的群發郵件，郵件中提到：

經過多番努力，我們成功爭取將最低工資上調至15美元，但我們都知道，15美元不足以支撐這個城市的任何一個家庭的開銷。因此我們需要繼續努力，下一步可以為紐約市政府工作人員和雇用超過75名紐約市民的企業員工爭取上調最低工資至30美元（扣除通脹因素）。

這讓人耳邊回響起英國前首相丘吉爾對希望通過征稅實現繁榮發展的某個國家做出的諷刺言論：“這就好比一個人站在桶里，卻想把自己提起來。”

附錄：以啤酒為例來解釋稅收制度

假設每天有十個人一起出去喝啤酒，十個人所有的花費為100美元。如果他們支付賬單的方式與我們納稅的方式一樣，按納稅人十等份繳納，那么：

前四個人（最窮的人）將無需付錢。

第五個人將支付1美元。

第六個人將支付3美元。

第七個人將支付7美元。

第八個人將支付12美元。

第九個人將支付18美元。

第十個人（最富有的人）將支付59美元。

這十個人決定就這樣做。

十個人每天都去酒吧喝酒，并且似乎都很滿意這樣的安排。直到有一天，酒吧老板給了他們一個意外的驚喜。他說道：“你們都是不欠賬的信譽客戶，我愿意給你們每天優惠20美元。”這樣，十個人喝酒就只需要花費80美元了。

十個人仍希望按納稅的方式支付賬單。因此，前四個人不會受到任何影響。他們仍可以免費喝酒。但其余六個人怎么辦呢？他們如何分配這20美元的意外之財，才能使每個人都得到應得的一份呢？

酒吧老板建議的公平做法是參照他們已采用的稅收制度的原則，越窮的人享有越高的扣減比例，因此他提出了每個人現在應按新優惠支付的費用。

因此第五個人現在與前四個人一樣不需支付任何費用（節省100%）。

第六個人現在支付2美元，而之前需支付3美元（節省33%）。

第七個人現在支付5美元，而之前需支付7美元（節省29%）。

第八個人現在支付9美元，而之前需支付12美元（節省25%）。

第九個人現在支付14美元，而之前需支付18美元（節省22%）。

第十個人現在支付50美元，而之前需支付59美元（節省15%）。

前四個人繼續免費喝酒，而其余六個人都節省了一定的費用。但是走出酒吧后，這群人開始比較他們節省的費用。

“在節約的20美元中，我只獲得了1美元。”第五個人嚷嚷道。他指著第十個人說，“但他卻獲得了9美元！”

“對啊，”第六個人大聲道。“我也只節省了1美元。這不公平，他節省的錢是我的九倍！”

“對！”第七個人大叫道。“為什么他可以節約9美元，而我只得到了2美元？富人享有了所有的特權！”

“等一下”，前四個人異口同聲地呼喊道，“我們根本沒有獲得任何好處。這個新的稅收制度就是在壓榨窮人！”

于是，九個人圍著第十個人，把他狠狠打了一頓。

第二天，第十個人沒有出現，而其余九個人仍坐在一起喝啤酒。但是在付錢時他們發現了一件重要的事：他們所有人的錢甚至連付一半的酒費都不夠！

這個例子說明了現在美國的稅收制度就是這樣運行的。支付最高稅費的人必然會從減稅中獲得最大的好處。對富人征稅過高，攻擊富人的富有，無異于殺雞取卵：富人們可能再也不出現了。事實上，他們可能開始在外國開懷暢飲，畢竟那里的氛圍更為友好。

我一直想借機會說一說這個故事。雖然其中的數字未必完全準確，但非常明確的表達了我的意思。總之毋庸置疑的是，正如大多數的問題一樣，每個人對稅收制度是否公平的看法主要取決于他看待問題的角度。

霍華德·馬克斯

重要聲明：中歐瑞博投資官方網站所發布的文章或其他內容是基于我們認為可靠且已公開的信息，但我們對這些信息的準確性及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證，也不保證文中觀點或陳述不會發生任何變更；在不同時期，可發出與這些信息所載資料、意見及推測不一致的內容。文章或信息均免費提供，文中信息或意見不構成任何投資操作建議，不構成任何銷售要約，中歐瑞博投資不對此提供任何擔保。